在地球上有这样一个国家，整个一块大陆上只有一个国家，根本不用费脑筋处理邻国关系，只要发展好自己即可，这个独特的国家就是位于南半球大洋洲的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形成真正的独立理念，先是跟从英国鞍前马后。其后又转投更为强大的美国，成为其忠实马仔，对外思想主旨一直是惟美英人云亦云。
随着亚洲的崛起，又与中国建立密切的经贸关系，目前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可谓其“衣食父母”。
可是就是这个澳大利亚，既吃中国饭，又要打中国脸，既赚中国钱，又要表现白人的优越性，在矫情与自大中反复纠结不停。其对外政策也忽左忽右，起伏波动。
澳大利亚
两姓家奴的“白澳”情结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直到二战前，澳大利亚的外交事务一直受英国控制，此时的英国是澳大利亚的主子。从二战后直到70年代初，由于英国在远东势力衰落，澳大利亚推行“弃英就美”的外交政策，在亚洲方面追随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这时美国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二任主子。
就自我定位而言，澳大利亚认为虽然在地理上处于东方，与亚洲为邻，但立国之本却始终源于西方国家，因而在对外关系中坚决推行西方价值观。
这是因为澳大利亚占统治地位的白人是从英国流放过来的，他们在传统政治和历史文化上与英美国家同文同宗，本质上属于西方国家。在澳大利亚流行一种观点，澳洲是“欧洲放错了位置的部分”，是欧洲的海外部分，是欧洲社会的延伸。
澳大利亚一度盛行的“霍华德主义”在西方认同上表现最为明显，澳大利亚2003年出版的第二个外交贸易政策白皮书，再一次明确将澳大利亚身份确定为“位于亚太地区的西方国家”，这种表述让人颇有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
澳大利亚
虽然澳大利亚一直认为，追求国家利益离不开社会价值观，但是因为“一进亚洲就要遇到中国”。因此，对华政策必然成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何况中澳经济互补性极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根本无法离开中国的巨大市场。
随着双方贸易交往加深，中澳双边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深刻转型，全方位的贸易形态和投资模式打破了澳大利亚对中国“资源出口、产品进口”的简单模式。
过去十多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服务出口业已达到15％的年均增长率，已经超过对英国和美国服务出口的总和。
中国对澳投资的多样化也已经超越矿产资源和基础设施领域，范围更加广泛。
自2012年以来中国央行和澳大利亚央行还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一期货币互换规模最高曾达到400亿澳元，双边金融合作日益深化，中澳经贸关系的深度耦合已经关系到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澳大利亚在《2000年国防白皮书》中，就已经把中国列为对地区安全有最大影响的国家，并决定优先考虑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话。并且澳大利亚在反复权衡之后，开始强调自身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向亚洲开始靠拢。
澳大利亚
前总理基廷表示，对于亚洲，澳大利亚人将视之为朋友、邻居打交道。但事实上，由于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澳大利亚尚未能融入亚洲。
这种情况在对华关系上反映极为明显，澳大利亚虽然对中国经济深度依赖，但却在政治上对中国极不认同。并且伙同美英等国，不断借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致使中澳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呈现不好也不太坏的状态。
当前，澳大利亚在冷战前后出现的“白澳”种族至上思想，又开始沉渣再起，而由“黄祸论”到“赤祸论”再到现在的“中国威胁论”也开始愈演愈烈。
直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仍然没有找到解决其面向亚洲和背靠欧美之间的药方，随着中澳关系遇到挫折，澳大利亚又站在一个新世纪的十字路口。
中澳关系
两面占便宜的“政经分离”式外交在过去的20余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确立一种奇葩的政经分离的对华外交模式。
一方面不断稳固澳美之间的军事同盟，一方面努力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由于中澳双边贸易屡创新高，这使得澳大利亚在发达经济体中一枝独秀。
2018年中澳双边贸易达到创纪录的1527.9亿美元，40多年来双边贸易年均增长超过20%。
自2015年底中澳自贸协定生效以来，双边关税逐年降低，澳大利亚受益产业范围不断扩大，中澳贸易除在大宗商品领域稳步增长之外，以酒、肉、奶为主的农业贸易和以旅游和教育为主的服务业贸易成为新的增长点。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政策发生转变，在政治上与美国绑定过深，不但信口雌黄否定中国新冠抗疫模式，而且在很多问题上与中国频频唱反调，还派出飞机到中国东海巡航，吃着中国饭还要砸中国碗，嘴脸着实可恶。
美国
中国不需要这种表里不一的“金钱”朋友，毅然停止进口其牛肉、红酒等农产品，双边经贸合作良好势头被强力打断，澳大利亚暗自得意的政治经济相分离的平衡外交面临破产的边缘。主要原因是：
首先，中澳经济贸易互利双赢的“安全阀”不再安全，中国经济利益正不断遭受损失。
在澳大利亚对华出口高歌猛进之时，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经济活动受到越来越多不公平的对待。因为意识形态偏见和零和思维的影响，一些极为正常的投资经营活动却意外遭到否决。
从2015年起，澳大利亚政府以“安全”审查为理由，相继否决或禁止的商业活动有，中国岚桥集团对达尔文港的租借，中国大康集团对基德曼公司牧场的收购，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香港长江基建对澳大利亚电网公司的联合股权竞购等。
澳大利亚日益呈现出的偏激态度使中国投资者的热情和信心受到极大的打击。从2017年开始，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连续下降，去年降幅高达61%，澳大利亚对中国企业的不公平对待彻底改变中澳经贸合作的双赢态势。
澳大利亚
其次，澳大利亚迫害中国高科技跨国公司，政经分离原则被打破。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实现重大突破，其所掌握的信息通信技术已经完全可以抗衡西方同类企业，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对此十分警惕。
感觉高人一等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立法，从制度层面限制和打压中国的高科技投资和贸易，2018年7月《2018 年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法案》正式实施。8月《5G 安全指导书》正式发布，澳大利亚随即宣布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澳大利亚5G技术和产品的提供。
5G对于华为甚至中国均意味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中国必然要维护自己的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
2019年4月，中国政府正式向 WTO方面提出诉讼，控告澳大利亚政府在5G电信技术方面采取的明显对中国电信制造商具有歧视性的政策，澳大利亚所谓的“安全”考量受到中国强烈反击。
WTO
其三，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处于“选边站”的边缘，平衡外交的运用受到现实的重大挑战。澳大利亚是一个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2018年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高达43%。
由于全球价值链对各国经济的深刻影响，一旦发生贸易战，则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近年来，美国频频发动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战，其逆全球化的贸易政策对澳大利亚当然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G20大阪会议期间表示担忧，“中美贸易争端已经对别的国家造成‘附带伤害’，全球贸易体系面临实质性的压力，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影响将不止于这两个国家”。
当前的澳大利亚面临着外交困境，中国是能为自己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贸易伙伴，美国是可能间接损害自身经济利益的军事盟友，曾经行之有效的平衡外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当然，从澳大利亚政府和总理莫里森的一系列反智言行看，澳大利亚很大概率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只是受苦受难的是澳大利亚国内的广大民众。
莫里森
对中国的认知极度分裂澳大利亚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摇摆，其实源于澳大利亚在政府行为、社会认知以及政策研究方面对中国的认知出现前所未有的分裂所致。
从2017年开始，澳大利亚国内围绕与中国有关的话题展开广泛讨论，包括中国留学生对澳大利亚大学体制的“破坏”、中国投资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威胁”、“一带一路”对澳大利亚国内经济的影响、澳大利亚华人参政议政问题等一系列议题，发声群体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
综合看，在三个层面都出现对中国认知的分裂。
首先，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华态度分裂。这事实上主要体现在两者对经济收益的不同考量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是维多利亚州绕开联邦政府，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总理莫里森对此表达示极大的惊讶和不满。
其实这无可厚非，作为澳大利亚的地方政府，它必须考虑本州的经济发展，根据统计，2017年，42%的中国投资流向新南威尔士州，36%的投资流向维多利亚州，14%的投资流向西澳大利亚州。
澳大利亚
中国的投资主要被上述三个州所吸收，那么加大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推动本州经济发展、提升相应地区的就业水平，就成为维州、新州和西澳洲的理性选择，而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是最好的保障持续合作的方式。
但作为联邦政府，因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拥有全球视野，特别是中国将南太平洋地区作为“一带一路”覆盖的重要地区，而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将南太平洋地区作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
随着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朋友圈”给澳大利亚这个地区大国形成极大的地缘政治压力，这就是从特恩布尔到莫里森政府都不接受“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原因。
但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的影子内阁却多次表达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态度，以及准备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意向。新南威尔士州工党领袖卢克·福利甚至激进地表示，如果澳大利亚和新州不与中国展开“一带一路”合作，无异于经济自杀。
工党的积极表态既反映其对“一带一路”的期望与肯定，但更多的是出于诘难执政党、提出迥异于执政联盟对外政策的诉求。
其次，公众与媒体的分裂。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对中澳双边关系走向危机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带一路
《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人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内的众多澳大利亚媒体通过爆料“政治献金”，挖掘可疑“证据”，策划负面新闻，不断地给中澳关系蒙上阴影。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民众和工商界人士却显得更加务实，2018 年调查问卷显示，82%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与中国是“比经济伙伴更好的关系”，而不是“军事威胁”。
其三，对华政策研究领域的分裂。关于如何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理解中澳关系以及制定对华政策，澳学者们长期以来都有不同看法。总体上既认可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又主张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较为主流的观点。
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秉持“中国威胁论”的基调，利用模糊不清的案例和臆想诋毁和抵制中国。
中澳关系
汉密尔顿教授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他将华人按照当地惯例进行政治捐助的活动视为中国的“政治入侵”，还给对中国友好的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和媒体贴上林林总总的负面标签，将某些学者的正常学术观点视为来自中国资助的影响。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从众多的学术交流互动中抽出“军方”进行解读，将日益频繁的中外科研合作歪曲为“窃取军事技术”。另一部分学者和机构则从事实出发，对澳大利亚社会关于中国的焦点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
其中，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国际关系研究院发布的《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指责：符合事实吗？》，以数据为支撑，通过深入调研，对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活动、华人的政治捐款、中澳经贸关系对澳大利亚的影响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澳大利亚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认为，关于澳大利亚社会中蔓延的反中情绪并非来自民间，而是来自权力集团，特别是部分媒体和政治家。
约翰·基恩
中国的迅速崛起在全球层面对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形成冲击，突出表现为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在地区层面则改变地缘政治的权力格局，使周边国家处在一种剧烈变动的国家关系当中。
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地区层面的冲击都与澳大利亚息息相关。一方面，多年的澳美军事同盟意味着美国对澳大利亚安全外交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作为南太平洋地区的传统大国，中国对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的再塑造是澳大利亚对华外交转变的重要原因。
但无论如何，澳大利亚都不应置人民利益而不顾，只讲政治，不讲效益。
澳大利亚应该摆正心态，摒弃民粹主义思想，抛弃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不再纠结于矫情和自大，而是端正对华态度，统一对华政策，才能真正推动中澳政治经济关系实现良性发展。
